欠高龄农民工薪水的主要是房地产业

房地产业是欠薪最大户，弱势的高龄农民工在这里聚集

做建筑工人最容易被拖欠薪水，这是有官方定论的。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发布的《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显示，建筑业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的行业，被拖欠者占比为1.4%，位处第二的制造业则为0.6%。

而建筑业又是高龄农民工打工的集中地。澎湃新闻关于高龄农民工讨薪难的报道，案例也基本集中在房地产业。业内人士称，事实上，近年来，建筑工地上年轻人越来越少，“老人”越来越多。

直观来说，制造业更强调技术门槛，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往往对年龄有要求。学历普遍较低的高龄农民工选择有限。建筑业里存在大量的技术含量低，又需要吃苦精神的用工需求，两者刚好匹配。

房地产业亏欠高龄农民工薪水等保障，有三大幕后推手

从利益链看：万恶的层层垫资与分包机制下，农民工成为最末端的“虾米”

房地产业的层层分包制度十分独特，是一条大鱼吃小鱼、小鱼吃虾米的利益链。开发商拿到地之后，是这样的流程：

以上只是最简单的示意，实际情况要复杂很多。比如说，分包商拿到工程之后还可以层层分包下去；承包商往往有明面和实际之分，前者只是“出租”资质，躺着数钱，后者则借用前者的资格行事。

不难看出，在这个利益链里，越靠前越挣钱，而末端则是农民工了，他们要承受这个行业的所有糟粕。在这个行业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叫垫付。

去年发布的《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》（“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”与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联合调查）指出，由于开发商把资金都尽可能地调去“圈地”，在工程开工之后，总承包商往往需要“垫资进场”，由此形成连还债。报告作者深度追踪了138起集体讨薪案例，统计显示，“高达82.6%的涉事工地存在总包施工单位的垫资行为，其中商品房与保障房垫资比例最高，分别达到96.1%与94.4%。”这样严重的垫资情形，欠薪似乎成为了必然的选项。

从历史看：农村 “集体主义”与熟人社会的传统被房产行业所利用

澎湃新闻重点报道了一位叫陈金海的65岁农民工的故事。2013年6月，陈金海前往四川宜宾南溪区法院审判庭项目建筑工地做防水。为赶工期，除自己动手外，他还喊来8名老乡一起做，变相成为一个小包工头。几个月后，防水工程完毕。找工头向某要钱，对方支付了5万元后再也没了下文。后来，人也找不到了。而一向名声好的陈金海成了工友们的追债对象。

以上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建筑行业最底层的包工头与工人的关系，他们往往是老乡、亲戚、邻里，靠着乡村社会的信任来树立关系，然而倘若遇到欠薪，最终可能反目成仇。我国房产业最初的发展正是依靠了这样一层关系。

亓昕的论文《建筑业欠薪机制的形成与再生产分析》有深入的解读。我国建筑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，大型建筑企业开始不再保留固定的工人，转而依靠分包。而在此前，农村地区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建筑施工队。因此，建筑工人也由城市向农村过渡。然而，农村建筑工人不再享受城市工人按月支付工资的待遇，反而欠薪支付成为普遍的现象。一方面，在大锅饭年代，日常记工、年终结算是农民的生产方式。另一方面，建筑队由村里的能人来带领，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起了作用。因此，农民工对于“押后支付”并不敏感。企业自然求之不得。

甚至，这样的用工被制度化了。国务院、原建设部、原国家计委等部门曾于1990年10月联合下发了一则推广经验的通知，明确指出: “推广鲁布革工程（编辑注：一个大型水利工程）管理经验的根本途径在于深化施工管理体制改革，有步骤地改组施工企业，逐步建立以智力密集型的工程总承包公司（集团）为‘龙头’，以专业施工企业和农村建筑队为依托，全民与集体、总包与分包、前方与后方分工协作，互为补充，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建设企业组织结构”。另一些地方文件则明确，“不准许使用外地零散民工”，即农民工必须加入到建筑队里才有活儿干。

站在现在看，一些地方政府自己的项目也严重欠薪，更加深了讨薪的困难程度

对于房企，往往存在地方保护主义，这让农民工讨薪很难。倘若一些涉及欠薪的工程本身就是地方政府的，那么问题便更严重了。例如，在保障房建设中主要采取“开发商垫资—政府回购”的模式。如此一来，资金必定层层压榨，拖欠工资蔚然成风。今年两会期间，人大代表、甘肃省建投集团七建集团公司劳务领包队的队长康仁在采访中坦诚， “我发现这几年保障房领域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比较严重，政府或事业单位成了‘欠薪大户’，因此我希望相关部门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清查或监督力度，让农民工不再为工资拿不到手而发愁。”

救济“讨薪爷爷”，起码从两方面做起

其一，建立由政府、开发商、建筑商三方出资的保障金和救助金

早在十多年前，我国就已经在探讨推行欠薪保障制度，即由建筑商在工程开工前交一定的押金给劳动保障部门，一旦发生拖欠行为，则从这笔资金里支付工钱给工人。这个办法的初衷很好，但是推行起来却困难重重。举个最近的例子，甘肃曾经两度发文要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。但是据《兰州晨报》的最新报道，甘肃靖远一在建宾馆项目拖欠80多名农民工工资近一年，建筑方并未缴纳保证金。在一个需要层层垫资入场的产业里，自然能逃是逃。一旦存在地方保护等猫腻，则“顺水推舟”了。

实际上，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，形成欠薪顽疾，是整个房产业对农民工的欠债，不仅仅开发商、建筑商有责任，收取了大量的土地出让金的地方政府也有责任。那么，在欠薪保障金和应急救助金的建设里，便不应该仅仅强调建筑商的作为，加强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责任也是应有之义。而当三方都需要出资的时候，也许对于垫付现象也有缓释作用。

其二，明确总承包商对一线工人的责任 ，不再让包工头当“替罪羊”

为了打击欠薪现象，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里还专门规定了“恶意欠薪罪”。然而，梳理这个罪名的实践会发现：在制造业，往往工厂老板进去了；可在房产业，则基本被“包工头”给“承包”了。根据前述的《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》，从调查来看，签订劳动合同并持有劳动合同原件的工人比例只有5.1%，没有劳动合同的比例则高达95%（其中，签字被收走的比例为8%）。如此低的合同签署率，怎么去处理建筑商的责任呢？包工头就成为“包一切”的责任人了。

今年发布的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》里已经明确，落实清偿欠薪的施工总承包企业负责制。而推动总承包企业与一线工人签项目合同，是一个必然的方向。